【文华的星期五】第十期文化沙龙 - 赴法勤工俭学的分道扬镳

油画《赴法勤工俭学》

2月6日周五晚，【文华的星期五】第十期文化沙龙如约举行。

本期分享中，邓捷老师带我们回到一段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历史：一百年前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踏上旅程。那些面孔并不陌生——其中许多人后来深刻参与并影响了中国的走向。

但在成为历史人物之前，他们首先只是年轻人。

在陌生的语言里摸索，在寒冷的工厂里劳作，在并不总是公平的制度中，学着生存。

他们来到法国，并不是因为浪漫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法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。大量青壮年男性死于战场，战后社会最迫切的需求，是能够立刻投入生产的劳动力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华工被大规模招募来到法国，承担铁路、工厂、运输等后方建设工作。

勤工俭学学生所在工厂分布图

勤工俭学，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性需求中，被认为或许行得通。

以李石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，曾设想绕开国家与家庭的限制，通过劳动与教育，自行培养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人才。白天工作，夜晚学习；实业与教育并行——这并非口号，而是一场被认真对待的社会实验。

在战时与战后初期的法国，这套设想一度显得现实而可行。

1919年前后，希望达到高点。法郎贬值，岗位尚多，李世曾等人乐观地估算，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年或许能够存下一笔钱。法国部分知识界也参与并支持这项尝试。上海的欢送合影，定格了一代人对未来的期待。

但这种平衡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
战争结束后，经济下行，岗位减少，物价上涨。“半工半读”开始变得困难。与此同时，教育体系逐渐制度化——进入学校需要考核，需要通过考试。

问题并不在于考试本身，而在于现实条件。对许多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，真正的障碍并不是能力，而是学费。他们既缺乏家庭支持，也很难在紧缩的劳动力市场中，找到足以支撑学习的稳定工作。

于是，矛盾开始集中显现。一边是学校通过考试维持秩序与资格，另一边，是学生提出更直接的诉求：废除考试。因为在现实中，考试等同于将大量贫困学生排除在外。

到这里，勤工俭学最初的理想——让更多普通青年通过劳动获得学习机会——开始被制度本身反向吞没。理想原本想打开一扇门，现实却在不断加高门槛。

1921年，围绕生存、学习与制度的冲突集中爆发。随着“争回里昂中法大学”的失败，遣返、分散与分流成为无法回避的结果。同一批出发的年轻人，从此走向不同的方向。

在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，曾有一群中国青年在这里聚集、讨论、组织。
后来，少年共产党正是在这里成立的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留在了法国。

也有人会问：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选择离开？

原因并不单一：

首先，法国对他们的需要，更多停留在劳动力层面。战后经济下行，岗位收缩，勤工俭学最依赖的“工作机会”变得稀缺。对没有家庭兜底的人来说，留在法国意味着长期的不稳定——工作、住宿、学费，都要靠自己在越来越窄的缝隙里解决。

其次，教育体系的制度化带来门槛：入学需要考核、需要费用。对许多学生而言，难的不是考试，而是学费与生活费。当“半工半读”难以维持，留法的条件就不再成立。

更直接的一点，是政治与秩序的压力。冲突之后，部分学生被遣返，留在法国已不是个人意愿可以决定的事。

还有一些人选择离开，是因为他们从法国看到的现实，反而更清晰地指向了另一种更有效的出路：有人回到国内，有人把目光转向其他国家与道路。留在法国，对他们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更好，而只是另一种成本更高的不确定。

于是，没有留在法国是时代、制度与个人处境共同推出来的结果。

陈毅《归国杂事》节选

今天再看这段历史，它并不提供简单的答案。

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：让我们看见理想如何被现实雕刻，看见制度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设定门槛，也看见人在压力之下如何做出选择——不是为了正确，而是为了继续生活。

那些年轻人后来走向不同方向，也以不同方式进入了时代的纹理。

而勤工俭学这场实验，并没有在1921年就戛然而止：它在调整、收缩与妥协中继续存在，慢慢走过时代的风浪。

直到很多年后，时间才给它写下一个真正的句号——1946年。

听完这场讲座，我们更清楚地感受到：中法之间的联系并不只是文化想象，而是曾在劳工、教育与思想交流的层面真实发生过，并留下了可追溯的痕迹——也因此更值得被记住、被理解。